这里的侦查权，不是为侦查而侦查，也不是为破案的。
3.加强团结 五四宪法第90条规定了劳动权，第91条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权。虽然多数宪法学家承认基本权利在价值序列上并无高下和优劣之分，基本权利只在冲突中根据个案衡量，判断对何种基本权利给予优先保护，置于章节之首的条款并不意味着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优先地位，但是，首要条款依然代表着该民族在基本价值上的深重反思。
三重意义决定了五四宪法对平等的置重：其一，克服旧中国民不聊生及社会差异的政治自觉。[21]参见郑贤君：《追求幸福生活：评1954年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美国宪法学界注重权利法案仅始自上世纪60年代。耶利内克在评价卢梭时指出，古代人的自由体现为对国家参与，源自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持久地联结在一起有赖于个人利益能够积极地参与共同利益的形成。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
……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一直将妇女解放和妇女权利的获得视为衡量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准绳，日本宪法学家杉原泰雄承认妇女参政权在现代宪法中的地位，将妇女参政权作为估价现代市民宪法的一个指标。因此，也可以说，国家机构和公民两种主体分享法权，构成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零和关系,形成反映相应比例关系的法权结构GJQ/GMQ。
拉丁法谚云：政治适应法律，非法律适应政治。任何历史类型的民主，只要是实行代议制，都得有代议机关，因此会形成本体和派生体的差别，本体是人民或国民（法律上和实际上表现为其中的大多数人），派生体就是国家机关。（九）支持 大幅度克减公民基本权利的主张缺乏宪法根据和学理依托。（2）国家权力GQ（即国家的一切权力）由国家机构的权力和公民政治权利构成，即GQ=GJQ+GZQ。
对这类共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结合中国宪法的规定表述为：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并且只限于人民委托的范围，不享有任何不是来自人民委托的权力。按照这个原则，任何国家机关，其权力都以宪法列举的为限。
但就现实性而言，将全部法律上的权按行使主体划分为由国家行使的和由公民保留和运用的两部分，也基本能够反映客观社会状况，不失其基本合理性，因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权能，毕竟还是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部分。国家机关在我国宪法中指国家机构的基本构成单位，也可以说分别指中央国家机构和地方国家机构的基本组成单位，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回到前面检察官、律师和刑庭法官那个比喻，按宪法学者职业逻辑的要求，学者的定位不应该是律师，尤其不应该是检察官，而应该相当于法官。这就是宪法对全国人大的授权，同时也是宪法对全国人大职权的限制。
3.对公民做分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于宪法平等保护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并且我国宪法也有为平等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而禁止对公民做分类的明确规定。前引《另》文话语还显示，作者实际上还将全国人大混同于人大制度，将有利于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等同于有利于完善人大制度。上述规定是否包含限定某一类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义务以维持不同类公民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内容呢？显然不包含。还有特殊规定，如《宪法》第34条规定，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什么叫权利克减？外国的这个宪法原则什么时候成了中国宪法的原则？怎么可以用它作为中国全国人大进行监察立法的标准？凭什么以这个来路不明且无宪法、法律地位的东西为基准判断全国人大立法减损公民基本权利正当与否？立法减损公民基本权利怎么能以草案起草部门、提案主体 的立场、倾向为依托和判断标准？立法要根据宪法，可《另》文谈这些重大的宪法问题，完全脱离了中国宪法。但反观《另》文及其续文，可以说其作者在整体上放弃了宪法的立场，违背了宪法学者的职业责任。
在限制权力方面，其它所有可能发生效用的方法，包括违宪审查或合宪性审查，都以这两种主要方法的存在和较正常运作为基础和前提。本人第一次通读《另》文时，就觉得相关的学术规范和职业逻辑有提出讨论的必要。
国外影响较大、较早用宪法判例确认公众人物名誉权克减的是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案，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九比零判决确认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应当克减。但同时又提出，设立这样全新的国家政权机关，也完全可以不修宪，因为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就是‘制定刑事的、民事的、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不仅如此，作者在中国宪法中找不到打破公民受平等保护原则的宪法根据时，又到外国的说法中找来权利克减证明担任公职的公民称为事实上的犯罪嫌疑人时不应受法律平等保护，而且把权利克减的精神、适用范围等都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在孙中山看来，国家好比汽车，国民是汽车的主人，政府即国家机构的负责人如大总统、国务总理和各部部长等是车夫。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参照上文对国家权力、国家机关权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联性的剖析，相信读者很容易理解全国人大超越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制定法律的现实危害性和若长此以往持续的危害性：（1）挤压公民的基本权利，超越宪法规定的程序改变法权比例结构。
以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有三重关系及其内部比例关系特别重要：（1）法权和法权结构。这是有相当普遍性的规律。
所以，从法学的角度可以将职业逻辑理解为自然正义的要求或反映自然正义要求的规则，也可以说是职业方面的天理。《另》文的下列段落表明，其全文立足的基点，确实可以用国家机关宪法不禁止皆可为这句话来概括： 宪法并没有禁止设立监察委员会或者类似监察委员会性质的机构。
全国人大超越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行使职权不合宪，会打乱宪法的权力配置格局，损害人大制度。对国家和政府而言，‘法不授权不可为。
所以，各国检察官依法努力追诉犯罪嫌疑人刑责和律师在依法竭力维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争取免除或减轻被追诉者刑责，以及法官不偏不倚依法居中裁判都是正当的。因此，从立法权限上看，现在的监察法（草案）并不违宪。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
《另》文谈论监察立法克减公民基本权利的话语，其中似乎完全没有体现中国宪法标准，甚至让人怀疑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四）对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权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不太了解，所言脱离实际。
另一方面在论及具体问题时却似乎又总是放弃宪法的标准、要求，或销蚀宪法的原则和效用。[1] 刘松山：《另一种观点：监察法（草案）在宪法上总体是站得住的》、《制定监察法，建议慎重研究修宪与否的利与弊》，分别刊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11月17日和12月1日的微信公众号。
（3）国家机构的权力（GJQ），由宪法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配置，参加分享这种权力的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不能用社会意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素可随时变，来证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大制度可随时变。
这里边就有无中生有或把被批评者话语推向不好方向的嫌疑，因为，没有宪法的明确依据就不制定法律是一个显然错误的说法，它与要求制定监察法有宪法根据完全不是一回事。（三）不能变相地生造论据。读者阿琛批评《另》文作者的以下话语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哪怕是全国人大，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国家机构，……关键是要看全国人大设立这一国家机构的初衷是什么，以及对这一国家机构规定的职权是什么。
所以，《另》文的那些说法的实际效用只能是给以权压宪法和以权压法律者铲屏障、开大门、搬椅子。设用GQ表示这个常量，那么它包括两部分或两种权能，一部分是由国家机构行使的国家权力行使者权能，在我国宪法上表现为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职权或权限，另一部分是国家权力所有者权能，属人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部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主要表现为公民的人大代表选举权、罢免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运用言论出版自由等形式进行监督等权利。
关于这一点，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说得特别清晰、深刻，他说：‘法无授权则无权是公权运行的政治铁律，法律对公共权力采取列举的规定方式，实质上是穷尽权力范围和权能的界定方式，所以授予和限制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此文这里实际上试图证明国家权力无限、全国人大权力无限，全国人大等于全国人民，从而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完全否定了宪法的限权意义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宪法秩序效用。
我国法学界讨论监察法草案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其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指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即我国执政党的权威性文件所说的政体，内容非常确定而具体。（二）文章批评他人的关键内容，都应该用直接引语，否则批评的话语符号指向某些作者，而被批评者的本意或许被微妙改变。
